从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历经探索、试点、推广和完善过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宁海向四明大地逐步推行。至1983年，全宁波地区有3.43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到总队数的98.5%，113万农户承包了350万亩集体土地，宁波农村也成为当时杭嘉湖、宁绍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较早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区域。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家农户聚集在一起，在一份合同书上庄严留下了自己鲜红的手印，从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宁波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出现于“粮食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1979年冬季的一天，宁海县桑洲公社桑洲大队8个生产队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变革——社员们分到了土地，这在宁波地区还是第一次。

1980年秋后，分田到户如同星星之火，开始向宁海县的桑洲、岔路蔓延，共有7个公社18个生产大队实行了春粮生产包干或包产到户。到了第二年春季，春粮一季收成超过了往年队里经营的全年粮食产量，解决了温饱。

这种做法在农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要知道，当时农民生活长期处于温饱水平，部分“粮食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更处在温饱线以下。全市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8年的近20年间，农民从统一分配中所得的年人均收入超过100元的仅有3年时间，最高的年份也只有109元。究其原因，是旧体制加上计划经济的严密控制，农业经营过于单一，“以粮为纲，其他砍光”；劳动组织形式高度集中，干活大呼隆，“出工一条龙，收工一阵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所造成的。

1979年初冬，宁波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在宁海、象山起步，并逐步向全专区推行。这是宁海县农业生产责任制试行章程手稿。

时任桑洲公社桑洲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卢可镇回忆起当时的一件趣事时说：“第一年收了这么多粮食，许多人吃不完就藏在谷仓里，没有人拿去卖，一是饿怕了，粮食放在自家仓库里最保险；二是怕政策变，田要收回去，要准备着点。直到第二年，粮食又是大丰收，政策也没有变，一些人才把第一年的陈谷拿出去卖。这也是桑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农民卖余粮。”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新体制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优越性。1983年和1984年，宁波地区粮食生产连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1984年的粮食亩产量比1978年改革前增加了135公斤。这使得一些原来对包产到户存有疑虑的干部，感受到“过去人管人，缚死人；现在政策管人，威力无穷”，变阻力为助力，从而投身于改革大潮，广大农民群众更是心热气顺，喜称这是宁波农村自土地改革以来最好的“黄金时期”。

实践证明，以土地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适应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也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在坚持土地所有权不变、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变革，通过使用权有序流转，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稳定农村、发展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