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在此背景下，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那段时期的空白。“下皇帝一等”的丞相墓道石刻，为时代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系”。

南宋毕竟是一个“残山剩水”的年代，许多时代气息都通过艺术折射出来。东钱湖畔的南宋石刻，到底欠缺北方皇陵那种雄浑磅礴的气势，而拥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风格。

800年风烟俱净，东钱湖畔的石人石马有些永远湮没于荒丛，也有一部分早被民众用作他途。“72座皇坟”中，幸存下来保留完整的墓道石刻不到三分之一。当我们有幸站在“文臣武将”面前，凝望他们脸上的沧桑，天地无言，那个充满压抑、屈辱、不甘的时代到底过去太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资料图

有数据统计，东钱湖周边共有南宋、元、明、清石雕200余件，墓道20余处，尤以南宋石刻存量最巨。这些南宋石刻，几乎皆为史家所有。

在南宋150余年的短暂寿命中，史氏家族是个难以忽视的存在，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祖孙三代，皆为当朝丞相，伴随了南宋几个主要皇帝的政治生涯。除了“一门三宰相”，史氏还有“五尚书、七十二进士”，名单列出来长长一串。如果把他们的门生和朋友圈都算起来，“满朝文武，半出史门”恐怕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史氏一族，死后大都归葬东钱湖。这一时期的东钱湖有点像宁波的北邙山，遍地都是英雄冢。明清时，这里已是凭今吊古之地。明人沈一贯有《史相墓下》诗：“落日低垂丞相阡，狐狸穿冢出平田。大碑已断无文字，惟有山僧说岁年”。照说沈一贯在明朝也是位极人臣的人物，丞相悼丞相，也算地方文化史上难得片段。

今日东钱湖畔保存相对完整的南宋墓道石刻，有如下几处：下水绿野的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越国公史诏墓道；上水下庄黄梅山麓南宋石刻公园里的齐国公史渐墓道、大慈山丞相史弥远墓道，以及同期补建的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还有横街的丞相史浩墓道、史宇之墓道等等；福泉山、东吴、宝幢等地也都分布有散落石刻。

叶氏太君与史诏墓道时间最早。此二人为母子关系，对于整个史氏家族而言，叶氏是他们的奠基人，没有这位伟大的女性，也没有后来的史家。作为女人，叶氏堪称不幸。丈夫史简去世时，她才25岁，留下弱子幼女及遗腹子史诏。不久，幼子也去世，叶氏抱着女儿大哭，凭着顽强的意志生下史诏，为史家留下血脉。

▲叶氏太君墓

得益于母亲悉心教导，长大后的史诏“愈自刻励，以学问德业为士大夫称道”。后来史诏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行被朝廷举荐，家门渐渐兴旺。如宋元方志所说，“史氏孙曾贵盛，由夫人始”。

▲史诏墓道

史浩是史诏的孙子，也是史家第一任宰相。他的墓道曾被破坏，难得的是墓前幸存神道碑残件，由宋宁宗亲书碑额“纯诚厚德元老之碑”，楼钥撰文。据推测，此碑原状甚为高大，立于两山峡口，有“浙东第一碑”之誉。

史渐与史浩是同辈的堂兄弟。今史渐墓道系南宋石刻公园建设时从附近迁来；有资料说现墓道的石虎、石羊，来自史浩之妻周氏墓前，拼合成一条完整的神道。

▲史渐墓道

史弥远为史浩之子，史家第二任宰相。其墓与墓道构筑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前后，属于南宋末期石雕。现今该墓道最特别处在于墓前有南宋原真石拱桥一座，作为神路的一部分，留存下来殊为不易。

▲史弥远墓道桥 朱永宁 摄

东钱湖南宋石刻星散，一时难以尽述。研究者曾经制表，有心寻访者或可按图索骥。值得一提的是，墓道之外，东钱湖霞屿的补陀洞天石刻，横省石牌坊、庙沟后石牌坊两座石牌坊，二灵山上的二灵塔，也都是宁波宋代石刻艺术代表作，环顾东钱湖时亦可留心。

▲史诏墓道

根据留下来的“样本”总结，一条完整的东钱湖南宋墓道由外到内，一般包括卧羊、蹲虎、立马、武将、文臣5对10座石像生，有些最外侧另有一对墓表柱（石笋）。

世有定法，大道有则。大臣墓约在唐宋时形成定制，唐代大臣墓前一般有对虎、对羊或对马；宋代勋戚大臣则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的规定。东钱湖南宋墓道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发展前制，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试论东钱湖南宋墓葬和堪舆术（拖移项目）

卧羊位于队列的最前端。羊羔跪乳有“孝悌”之意，在石刻造像中较为常见。东钱湖南宋石羊两前肢均呈跪状，后腿屈蹲，颈部修长，胡须为透雕的柳叶形，两只山羊角一般用圆雕，作弧状下垂肩头，羊身浑圆饱满无雕饰。

蹲虎有镇墓驱邪的功能，代表忠勇，大臣墓前经常能见到。东钱湖的石虎造型为蹲式，虎首高昂，颌颈前伸，五官轮廓柔和，整体中心前移，静中寓动。东钱湖典型的南宋石虎，身上有着繁密的虎斑装饰，这一点与唐及北宋不事细雕的作风迥异，是其最大特点之一。

▲石虎

立马在墓道石刻中十分常见。经前代经验累积，人们雕刻立马最是驾轻就熟，无论鬃毛还是鞍鞯，刻画都非常细腻、富于变化。不过，相比汉唐石马的飞扬姿态，东钱湖的立马表情温驯，甚至有点忧郁，使人不禁联想南宋山河破碎、忍辱偷安的时代气息。

其实，体现时代感最明显的还属“文臣武将”。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朝会站班之制，皆是文臣在前、武将在后，墓葬翁仲排列也是一样。

宋代服饰尚简洁，文人士大夫喜欢穿宽松朴素的服装。东钱湖的文臣，统一着袍服，头戴进贤冠，留着山羊胡或八字胡，五官舒展、面目柔和，双手持笏于胸前。腰间多系玉带，腰下系着“玉环绶”，贴压裙幅，使袍服在走路时不至于随风飘扬。结饰变化较多，有“卍”字结，也有三叶草、四叶草结，级别最高的是正背面组合绶，前后缠绕，形成层次丰富、形态多变的“中国结”。

▲史渐墓文臣

武将雕刻更加复杂，因为要穿铠甲。据《宋史》记载，南宋“渡江后，东南地多沮洳险隘，不以车为主……而属意甲胄、弧矢之利”。南宋墓道的武将服饰与装束，可作《宋史》“舆服志”“兵志”的生动注脚。

东钱湖的南宋武将，尊尊都是兜鍪铠甲，戎装齐整，穿着特制的“全装甲”。头上的圆形兜鍪，上缀卡缨，左右嵌护耳；颈裹披巾，肩缀双重披膊，宽阔袍袖打结垂于肘下；身甲前片作对襟式，以甲带束；腰部加护腰，腰下左右加膝裙，小腿处再加吊腿；足蹬虎头靴，身前立一柄长剑。整体造型上，还以虎首披膊和剑柄龙首最为人称道。整条墓道，武将的刻画最繁密，也是最体现当时石刻艺术成就的部分。

▲史渐墓武将

据测量，这些文武大臣“身高”约在230-350厘米间，和所有墓道上石像生一样，天生自带威严和肃穆感。不过，也许是时代赋予的心灵感受，南宋翁仲相比前朝，少了那种压倒性的气势，反而透露出一道温润的光，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一种儒雅、含蓄、内敛的气质，宠辱不惊，有很强的抗压性。

墓葬讲究堪舆学，东钱湖南宋石刻几乎全体坐落在“藏风纳水”“出将入相”的风水宝地。背靠青山，面朝溪水，古木森森。寻访南宋墓道石刻的过程，往往也是游山玩水的过程。

▲资料图

看似雷同的墓道，偶尔还会给人一些惊喜“彩蛋”。比如越国公史诏墓道，有一把天空飞来的石椅，堪称空前绝后。唐代以前，中国人都是跪坐席上，不见高脚凳，唐代以后，受西域影响，接触到“椅子”这类新鲜的家具。而椅子的真正流行，从北宋前期才开始，考古学家曾在河洛地区的宋代墓葬中发现过“椅子”图像乃至实物案例。

▲史诏墓道的石椅

不管怎么说，“椅子”跟代表“忠、勇、义、节、孝”的文臣、武将、立马、蹲虎、卧羊一起进入石像生的行列还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而且史诏墓道上的石椅还有靠背和足承，坐面和靠背铺着“厚毡”，间接指向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

▲石椅

为什么会出现这把椅子？学界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解释，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墓道还在，那么墓去了哪里，有没有打开过？史载，元灭宋后，汉地遭劫，十墓九空，据前人推测，江南墓葬留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东钱湖没有正式发掘清理过墓葬，“地下宫殿”是什么样，并不为人所知。

这种未知为南宋石刻笼上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直到今天，关于这批石像生仍然有很多的谜团在等待着人们的探索和解答。

▲资料图

宁波大剧院北门，面朝姚江，有尊青铜雕像，大卫。2006年，他从意大利远道而来，按原件等比例复制，由佛罗伦萨市政厅赠送给宁波市。这座塑像创作于16世纪，展现了一个少年迎接战斗时的姿态。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没有着意渲染战争的紧张，而尽情雕琢了少年俊美、优雅、健康的身体。

收到礼物的宁波人心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要回赠些什么才好。

东钱湖的“文臣武将”一下子进入视野。虽然他们的创作者在世界上没有米开朗基罗那么有名，但这批制作于12至13世纪石像，代表了宁波石刻艺术的高峰，或能体现宁波人的诚意。

于是，一对“文臣武将”被复制出来，作为“使臣”于2007年出使意大利。从图像资料看，这对“文臣武将”选取了南宋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文臣宽袍大袖，头戴进贤冠，留着山羊胡，足蹬云履，双手持笏；武将头戴凤翅战盔，身着甲胄，双手护剑柄，剑柄上装饰兽头。虽然微有蹙眉，二人脸上还是带着当年熟悉的柔和笑意，向友城表达着善意。

▲宁波赠送给意大利的“文臣武将”

这对石像最终被安置在佛罗伦萨的Villa Vogel公园。据2014年的媒体报道显示，“文臣武将”醒目地立在公园主道左侧，旁边立有说明碑，分别用中意两国文字介绍石像的来历。

宁波与佛罗伦萨的文艺往来不止于此，宁波还为他们送去过“梁祝化蝶”雕塑，佛罗伦萨也于2011年再次送来一尊但丁雕像立于宁波书城广场。这些雕塑都是双城的“使者”，用人类共通的语言传递着积极信号，谱写出国际城市人文交流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