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宏伟】据了解，我们镇海之所以创新法律援助权利“应知尽知”，是因为在此之前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堵点，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下具体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刘丽】好的。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法援案件申请数量少。从2009年起，镇海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建制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实行“一站式”集中办公，多部门联合调处社会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成效比较明显。这种集中办公的模式在提升政务效能的同时，也产生法律援助服务“标识不明”“动态知晓率”持续下降等问题，群众的普惠法律援助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我们调研前3年受案数据发现，2019年552件，2020年381件，2021年200件，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是法援权利告知不充分。我们通过走访座谈了解到，法律援助各站点工作人员、部分律师对法援工作还存在“三不”情况，有的因法援知识“匮乏”不会主动筛查告知来访群众咨询的事项是否具备法援申请条件，有的因对法援申请渠道“陌生”不善引导群众进入援助渠道，还有的因法援案件归档要求“繁琐”而不愿引导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存在“应援未援”的问题。

三是法律刚性落实有不足。2022年1月1日《法律援助法》正式实施，其中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负有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同时，第二十三条还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示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制度缺乏刚性约束，相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导致履行法律援助主动告知义务不到位、不充分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主持人宏伟】我们在创新法律援助权利“应知尽知”的一些主要做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下？

【刘丽】我们创新推出法律援助权利告知制度改革，通过“三力齐发”，广泛借助社会力量主动向群众告知法律援助权利，做到“应知尽知、应援尽援”。

法律援助联络点

第一个“力”是制度发力，重塑法援权利告知体系。我们出台政策明确将区内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全部纳入法援权利告知实施主体。创新增设了签订《法律援助申请告知书》工作环节，要求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应主动告知法律援助权利和申请程序，由当事人自愿选择申请援助或付费委托。同时，制定了《镇海区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将告知制度实施情况与律师年度考核挂钩，作为奖励惩处、推优评先等的重要依据。此外，我们还采取定向抽查与不定期明察暗访相结合方式，重点检查《法律援助申请告知书》附卷归档情况，对应未告知直接向当事人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诱导其聘请律师等“两种情形”开展监督检查，了解当事人对法律援助满意度和意见建议。2023年共明察暗访10次、定向抽查民事类案卷102件，合格率100%。

第二个“力”是凝心聚力，构建法援权利告知网络。我们推行了“工作站+联络点”模式，在全区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98个村（居）法律顾问站点均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会同镇（街道）及总工会、团区委、妇联、残联、退军局等19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将全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及法治明白人、法律带头人等纳入实施主体，推动形成法援权利告知辐射网。同时，我们通过“两线”结合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普及。线上，主要依托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甬派APP、浙江法制报等主流媒体推送法援权利告知典型案例，扩大群众知晓面。线下，致力将法律援助元素融入法治乡村阵地建设，骆驼街道清水湖村建成全市首个村级法律援助文化广场，为村民提供家门口的法律援助服务。依托工伤鉴定场所、主要医院等法援需求集中区域及重要节点，开展常态化法律咨询活动。2023年开展法律援助讲座11场，分发宣传册（品）3万余份，现场接待法律咨询 5700余人次。

第三个“力”是精准借力，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效能。首先，我们通过与心理咨询工作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对接，精准扩大告知主体，主动介入研判暂困学生、异乡困境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跟进做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障。其次，进一步优化“援调对接”工作模式，我们派遣援助律师进驻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调解不成且符合援助条件的案件，由调解员主动告知当事人法律援助申请权利，及时引导进入法援途径。最后，我们按照通用共融、整体推进的原则，将法援权利告知制度与法援站点常态化律师值班制等有机结合，依托法律援助市域通办等民生工程全面推进实施。2023年成功引导民事援助案件404件，其中律师引导386件，调解员引导18件。

  【主持人宏伟】据了解，2023年我们镇海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77件，其中民事案件446件，同比增长35.2%，法律援助工作质效得到进一步提升，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几个办理过程中比较典型的案例？

【刘丽】好的，分享两个较典型案例吧。

一个是援调对接的市域通办案例。2022年，我区外来务工人员李某在鄞州区发生交通事故住院治疗，肇事方负全责却拒绝赔偿。因调解不成，人民调解员告知李某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进行维权，并帮其联系了我区某律所援助律师。律师了解案情并核查李某经济状况后，明确告知其符合法律援助申请条件，引导其签署了《法律援助申请告知书》及经济困难诚信承诺书，提交了法援申请。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当日审核当日予以指派，最终该案当庭调解成功并履行完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例是镇海区探索“援调对接”机制的生动实践，打破了以往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援调协同、优势互补的工作格局，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

另一个是我区首例见义勇为的法援案例。2023年4月，我区居民王某向社区法律顾问咨询人身损害赔偿事宜，详细讲述了自己因勇斗歹徒受伤的经过，还出示了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评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一等功证书。社区法律顾问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了相关情况，我们根据《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的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明确告知王某依法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引导其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指派优秀援助律师进行承办。目前，该案尚在法院审理中，我们也会跟进关注。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通常情况下法律援助对象是经济困难的群体，而该案的受助人是社会倡导见义勇为英雄精神的代表，故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体现了法律援助扶贫济困、匡扶正义的应有之义，通过对英雄的保护和对义举的弘扬，依法帮助受援人争取合理补偿，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有效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现象发生，积极倡导了良好社会风尚，维护了社会公序良俗。

【主持人宏伟】在制度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新的问题？今年咱们有什么工作打算呢？

【刘丽】法律援助权利告知制度是一项系统融合、实践磨砺、经验总结的长效工程。从一开始在律师事务所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到建立法援权利告知“司律共同体”，再到深化援调对接机制，拓展人民调解员等作为法援权利告知实施主体，我们目前发动的主要还是司法行政系统的力量和资源，对于如何突破部门或者组织壁垒，真正实现广域告知，实现群众真知、真用法援服务始终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今年，我们将继续深入推广法律援助权利告知制度，不断把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村（社）法治明白人、法律带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等群体广泛纳入法律援助权利告知实施主体，并加强法律素养培养，实现法援权利精准告知。重点探索做好新业态就业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等联动，将法律援助元素融入甬爱e家、户外劳动者驿站，设立“小蜜蜂”法律援助联络点，组建“护蜂律师团”开展定期+预约式的法律服务，实时回应新业态从业人员法律诉求。同时打好政策“组合拳”，融活法律援助市域通办、经济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不受事项限制改革试点等工作，切实提升法律援助惠民利民的实效，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结语

征途回望千山远，前路放眼万木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法律援助权利告知制度，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做到申请快捷化、审查简便化、服务零距离，积极回应民生诉求，着力解决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更务实的工作、更高效的管理、更过硬的作风，继续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让法治的阳光温暖每一个人的心灵，推动法治政府高质量建设再上新台阶。